中國環境問題與薩默斯的一封信
近段時間世界范圍、包括中國在內的污染問題越來越引起外界關注。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情況？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相對而言污染是比較輕的，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是屬于被重度污染的國家。這不由得使我想起10多年前發生的一起事件。1991年12月12日，時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先生給他的同事們發了一份備忘錄，后來這份備忘錄被流傳到了公共媒體當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為了讓大家更準確地了解這件事情，我把這份備忘錄中已公布的部分全文翻譯如下：
你我私下里說，世界銀行難道不應該鼓勵將更多的污染工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中去嗎？我能想到三個原因:
首先，污染所帶來的健康成本取決于由于更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棄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污染所導致的健康損害應該發生在成本最低的，也就是工資最低的國家。在我看來，把有毒廢物傾倒在工資最低的國家這類行為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辯駁的。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這一事實。
其次，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時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會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線可能是非線性的。我總是在想，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夠的，與洛杉磯或者墨西哥城相比，他們的空氣質量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太好了。只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實，即這么多的污染是由不可貿易物品產業（交通、發電）制造的以及固體廢物的單位運輸成本是這么高，阻止了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的空氣污染和廢棄物的貿易。
最后，因為審美和健康原因而產生的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可能會有非常高的收入彈性。如果一種誘因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會導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個人們能夠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紀的國家，人們對這一誘因的關注肯定要高于一個五歲以下幼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二百的國家。同樣的，對工業大氣排放物的關注主要集中于有礙能見度的顆粒，而這些排放物也許對人們的健康根本就沒有什么影響。顯然，那些能引起對污染的擔憂的物品的貿易是能夠促進福利的。在當前的情況下，進行生產的地點很容易改變的，但對清潔空氣的消費是非貿易物品。
與那些反對這些讓欠發達國家有更多污染的提議的意見（比如說，對某些物品的天生的權利、道德因素、社會關懷以及缺乏合適的市場等）相關的問題是都可以被反過來提并或多或少地能被有效地用以反對世界銀行的每一個自由化的建議。
這份備忘錄于1992年2月開始公開流傳，引起了一場很大的爭論。巴西當時的環境部長盧森伯格給薩默斯寫了一封公開信：“你的推理在邏輯上是完美的，但根本上是瘋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傳統的‘經濟學家們’在思考我們生活的世界時所表現出的不可思議的精神錯亂、簡化論思維、對社會的冷漠和自大無知的具體例子。如果世界銀行繼續讓你當副總裁，那么它將完全失去它的信用。而對我來說，這只是證明了我經常所說的……對世界銀行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讓它徹底消失。”遺憾的是盧森伯格先生很快就被解職，而薩默斯不僅繼續在世界銀行擔任其先前的職務，而且不久之后就成為了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當然，這是否與薩默斯先生顯赫的家族（他的一個叔叔和一個舅舅是諾貝爾經濟學將獲得者）有關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作為一位既經歷過美國東部鄉村小鎮的新鮮空氣和水源，也經歷過北京的沙塵暴和內地個別城市令人呼吸困難的空氣的經濟學者，我在這里不想涉及太多薩默斯先生的家事，也無意去探討他的其他一些令人詬病的行為，而只想談談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家和環境問題。
我相信，任何一個第三世界的沒有受過主流經濟學影響的人，在看見了，或者聽說了作為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先生的這番言論以后，首先的一個反應都是憤怒，甚至會斥責薩默斯先生胡說八道。更有甚者，會有人指責這是帝國主義心態或者帝國主義言論。為什么我們總是犧牲者？長期以來，你們不僅要掠奪我們的資源、侵占我們的土地、通過各種手段席卷我們的財富，甚至把我們作為奴隸，導致幾百年來你們越來越富有，而我們卻仍然貧窮和落后，但至少我們勉強擁有一點清潔的空氣、水源和土地，而現在，你們連這個也要剝奪，這難道不是強盜邏輯？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反對薩默斯先生的這番言論，尤其是那些受過主流經濟學教育并深信主流經濟學的人們。正如他的許多辯護者，甚至他的反對者如盧森伯格先生都不得不承認，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你的推理在邏輯上是完美的”。或者說，薩默斯先生的邏輯是完全符合主流經濟學原理的。而正如國內有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說，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
而薩默斯先生的問題則不在于他的經濟學學得不好，作為一個不到30歲就拿到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終身教授職位和曾經獲得過美國專門獎勵40歲以下的杰出經濟學家的克拉克獎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可以說是學得太好了。也許正是因為學得太好了，他才會說出其他主流經濟學家（包括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都不敢說出的話。而且，在他這段言論中，他徹底貫徹了他所學習和信仰的經濟學理論。
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經濟問題，與道德、倫理以及社會關懷等等沒有關系。這種說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在現代學科分類體系下，各個學科確實主要要集中研究人類和自然的某一方面的問題。但是，畢竟人類社會并不是只有經濟一個方面，而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綜合體。因此，在提政策建議時，我們恐怕就不能只限于單個方面來提，而是要統籌考慮多方面多層次的因素。而這一點，恐怕是今天我們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一個通病。
當然，如果我們跳出主流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稍微用一點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就能看出薩默斯先生的這番言論中所體現的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另一個通病，即只做整體分析，而不作更具體的分析。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任何一個政策或者行為，只要其整體的成本小于其整體的收益，都會促進整體的利益，因而就是有益的和應該被推行的。在薩默斯先生的上述言論中也是如此，只要從人類總體來看，污染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欠發達國家，后者的福利損失將小于前者的福利增加，故對全人類來說是有益的，因此世界銀行就應該在全球推行促進這種轉移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種分析是很有問題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缺乏對誰承擔了這種變化的成本，誰享受了這種變化的收益，以及如何確定和保證后者對前者的補償等等方面的具體分析。而這些，似乎完全在以薩默斯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視野之外了。
同樣的，在國內，那些提出“犧牲三千萬國企老工人” 的著名經濟學家也從來不告訴我們為什么應該犧牲這些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們，誰又從這些相關的政策當中獲利了，為什么應該他們獲利以及他們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那些利益受損的人們。
再回頭來說說我們國內的環境污染問題，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在中國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就完全是美國人的陰謀得逞的結果。事實上，在國內，不僅有主流經濟學家在為接受從發達國家轉移來的高污染產業提供理論支持，許多地方政府為了更高的GDP，為了更好的政績，說到底，就是為了個人利益和作為放大了的個人利益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成為這些理論政策的大力推行者，以至于中央政府多次下大力對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效果甚微，而我國的環境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可喜的是，現在中國的領導人已認識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提出了科學發展的理論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以此建構一條真正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具體到環境污染問題，就需要跳出主流經濟學設定的視野，厘清誰是環境污染的制造者和相關過程的受益者，誰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如何確定和保障前者對后者進行充分補償以及承擔對環境治理的責任。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讓主流經濟學家以及主流經濟學的信仰者來主導我們的相關的政策制定。相反，應該讓各方面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損者）參與到對相關政策的討論中來。
胡錦濤總書記今年3月7日參加全國兩會政協聯組討論時，發表講話時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才能使這一宏偉目標變成現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造福全體人民的偉大事業，只有讓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從和諧社會建設中得到實惠，才能使和諧社會建設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
在解決我國的環境問題方面，也只有讓廣大人們群眾都參與進來，共同治理我們的環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畢竟，那些制造了污染的富人們，總是更容易搬遷到那些很少甚至沒有污染的地方，而那些普通人，則不得不長期生活在這片可能已經被污染或者可能被污染的土地上，他們會有充分的積極性去參與保護和治理我們的環境。
中國環保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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